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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研中心副主任:房地产达历史性拐点 增速还要回落

[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,重视并切实抓好发展质量,才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高的增速。打不好发展质量的底子,要么速度上不去,要么上去了也难以维持]

[11000国际元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(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)左右时,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速的回落]

[扩大5倍左右与2000年时相比,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扩大5倍左右,那时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新增量约为1000亿元,而现在则要达到五六千亿元]

刘世锦

增长阶段转换是规律使然

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明显特征,就是增速放缓。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,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回升,2010年达到一个高点后,增速逐步回落。如何正确认识这一轮增长放缓的含义,对于我们理解、顺应、引导新常态都很重要。

在这个问题上,一种观点较为消极,主要理由是去年三季度增速降至7.3%,为近些年来的新低。这种观点着眼于增速,由此形成的判断就不大乐观,甚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疑虑甚多。如果换个角度,着眼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、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,判断将会大不相同。

我国经济已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。从国际上看,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一批成功追赶型经济体,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,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(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)左右时,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速的回落,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,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。其原因,从供给角度看,主要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接近完成,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趋于稳定或下降,劳动力、土地、环境等要素成本明显上升等;从需求角度看,则是大多数工业品的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。我国经济增长与上述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有较强的可比性和相似性。据测算,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上面提到的增长回落的水平。事实上,前几年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已达到了这个拐点,增速率先出现调整。近一个时期来总体增速放缓,表明我国已进入了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。

增速的这种放缓,是经济规律使然。能够在11000国际元而不是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现增速回落,是我国超越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、较为充分利用工业化阶段增长潜力的表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恰是成功的标志。近年来我国逐步调低了增长指标,是主观决策顺应客观规律的表现。我们讲科学发展,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发展规律。但有一些同志不大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,还想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。然而,当潜在增长率已下降后,想推高是推不上去的;即使人为将其推上去,很快还会下来,而且要付出很大代价。

尽管我国增速有所放缓,从国际范围看仍位居前列。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,增速下调容易产生某种“数字幻觉”。与2000年时相比,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扩大5倍左右,那时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新增量约为1000亿元,而现在则要达到五六千亿元,即使增速有所回落,每年的新增量也远大于以往,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,而且仍在逐步扩大。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潜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,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。把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说成“衰落”乃至“崩盘”,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

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,上世纪50年代初,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当时美国的21%,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;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也与当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相似,所以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。

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,其实混淆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。做一个比喻,一个人跑得最快的年龄是20~40岁,上世纪50年代初,日本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,而美国已经到了100岁,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%。此后发生了日本高速增长20年的故事。而当下的中国,虽然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20%左右,但中国已40岁了,跑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,而美国这时已经200岁了。再做个比较,中国目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,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增长放缓相比,按麦迪森方法计算的人均收入(购买力平价,1990年国际元)水平大体相当,是11000国际元左右。换言之,日本也是在40岁左右时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的。用后发经济体与美国等先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比重,来估计后者的追赶速度,在逻辑和现实中都是有问题的。中国在40岁以后仍会追赶,但速度和方式将与此前大不相同。

质量提升是更重要的发展

新常态下的速度放缓容易引人关注。然而,速度变化是相当表面化的,更重要的是速度背后的结构调整升级和增长质量变化。

过去分析我国增长模式时,经常指出的问题或弊端是过多依赖投资、工业、外需和要素投入。在过去一两年和今后一段时期,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。具体地说,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投资;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;出口由过去20%以上的增速降到5%~10%的平台上;要素投入中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,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大。我国经济正在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、服务业、内需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增长格局。

另一方面,经济增长质量基本稳定,有些方面还有所提高。例如,尽管仍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,但就业形势总体较好,一些地方还有“招工难”的现象。随着经济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服务业比重上升,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,2010年约为80万人,目前则达到了170万人。企业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开始转变,随着增长速度放缓,行业间、企业间盈利水平出现分化,总体盈利水平有所回落,但近一两年趋于稳定。财政收入出现波动,部分地区承受压力较大,但总体上仍保持了一定增速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大体同步,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略高,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以提高,民生持续得到改善。在增长下降的背景下,部分地区和领域的金融财政风险累积,有的问题较为严重,但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、系统性风险的底线;环境压力继续增大,特别是大面积雾霾气候带来不利影响,但从全国看,节能减排、绿色发展还是取得了较大进展。

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,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、矛盾和风险集中显露或释放,不确定、不稳定因素较以往明显增加。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看,不少经济体正是在这一时期出了大的问题,甚至陷入严重危机。在这一时期,问题、矛盾和挑战比以往不是少了,而是多了,而且更复杂,判断和应对的难度更高。在这一时期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基本稳定,没有出现大的起伏,能够守住不发生全局性、系统性风险的底线,没有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,尤其是能够在结构调整、增长质量改善上取得具有长期意义的进展,实属不易。

从不同角度看形势,所引出的结论迥然有异,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新常态下发展观内涵的理解。毋庸置疑,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,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。但不能把发展仅仅等同于增速。我们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,但发展的环境和条件、机遇期的内涵和实现途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。那种脱离潜在增长水平、风险很高、代价很大的过高速度,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,即使短期内勉强为之,也将损害长期发展和社会进步。日本高速增长期后泡沫经济的经历,就提供了反面例证。新常态下的发展更多要依靠质量提升,其核心是全面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。如果不实质性提高质量,即便是较低的速度也难以维持。速度是发展的必要条件,提高质量也是发展,而且是更重要、难度更大、更具挑战性的发展。速度放缓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,提高质量需要实实在在的更大作为,还需要以往未曾有过的新作为。

新常态不是自然而然从天上掉下来的。适应放缓了的增速,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已经出现了的结构和动力变化尤其值得关注,并给予积极评价。以往我们多是看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危机的弊端,其实,正是通过危机冲击,市场经济才逐步“试错”和“补短”,成熟起来了。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还不长,在经济转型期暴露一些问题,甚至出一点局部、可控的危机,并不一定是坏事。不经历转型期的风浪、不经过困难局面的磨练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大可能走向成熟和稳固。

实施发展质量导向、以质取胜的新战略

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是一个过程,目前这个过程还是“进行时”,而非“完成时”。中高速增长的“底”或者说均衡点是多少,现在尚未探明。这正是近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所在。

什么时候才能完成“探底”?这里有一个简化的分析逻辑。中国的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,高投资主要包括基础设施、房地产和制造业三个领域的投资。近些年来,基础设施为20%~25%,房地产为25%左右,制造业则在30%以上,三项合起来可以解释投资的80%~85%。其中,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、房地产投资和出口。所以,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要调整到位,主要是高投资要调整到位。通俗地说,也就是出口、基础设施、房地产这三只靴子要相继落地。

目前,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都基本触底。房地产2014年已经出现了回落,有人认为是周期性的,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。根据研究测算,构成中国房地产70%的城镇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万~1300万套,这个数值在2014年基本达到了。此后,房地产增长将会在这个水平上维持一段时间,然后还要回落。房地产并不存在全国统一的市场,区域差异明显,但总体上看中国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了。我们希望房价能够逐步调整,最好是以时间换空间,能够实现软着陆。当房地产这只“靴子”落地后,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“底”就基本探着了。如果这样的速度能够稳住并持续较长一个时期,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顺利实现。所以,“十三五”期间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关键时期。

实现这样一个过程的平稳转换,需要在发展目标和机制上做出重要调整,实施发展质量导向、以质取胜的新战略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多年,之所以落实不到位,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盖发展质量方面的问题。当增速放缓后,质量问题便会水落石出。新常态下我们仍需要保持一个适当高的增速,但仅就速度论速度是无解的。以往存在着“以速度论英雄”的倾向,先定速度指标,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标,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。

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,重视并切实抓好发展质量,才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高的增速。打不好发展质量的底子,要么速度上不去,要么上去了也难以维持。质量指标优先,以质量倒推速度,才能摆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关系,实现充分利用增长潜力且具可持续性的增长。为此,应精心研究和确定反映新常态下发展质量的指标,例如,按照“就业可充分、企业可盈利、财政可增收、民生可改善、风险可控制、资源环境可持续”的要求,形成若干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、切实可行的指标。然后,以质量指标倒推或确定速度指标。也就是说,适应提高发展质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个合适的、好的速度。

与发展质量相对应的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,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。在目前情况下,速度过高将会加长杠杆,增大一些领域本已较为严重的金融财政风险或产能过剩;过低则会降低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,进而影响到就业增长。保持与发展质量相适应的速度区间并不容易,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战性的要求。

宏观调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个中性概念,不能将其负面化、妖魔化。近期经济中出现的通货紧缩苗头值得关注。如果出现增速快速下滑迹象,适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。但要明确,转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“托底”,防止严重偏离潜在增长率,损害增长质量,而非“推高”、重返高增长轨道。刺激政策只是有助于恢复短期平衡,并不能解决中长期的结构问题。

坚持发展质量导向,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比以往更重要的位置。过去长时间的高增长,一定程度掩盖或推后了金融财政风险。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,随着增长环境和机制的改变,房地产、严重过剩产业、影子银行、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有可能累积或显露。从国际经验看,不论是老牌发达国家,还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,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,大都曾出现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。增长阶段转换期,同时也是金融财政风险的集中释放期。只要我们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、全局性风险的底线,平稳转入中高增长轨道,即使其他指标短期内“难看”一点,从大局和长远看,也是值得的。从国际上说,我们也将创造出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有价值的新鲜经验。

有的观点认为,我国仍然具有高增长的潜力,只是体制障碍制约了这种潜力的发挥。换言之,只要改革到位了,仍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。这种观点对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。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,有些改革比如放宽市场准入,确实能释放增长潜能;有些改革比如反腐败,则可能短期内限制一些浪费性的消费。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。放宽准入“放”进来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,固然可以带来投资增量,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资效率。减少浪费性消费后,把资金用于扶贫、改善民生等领域,将会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

提高增长质量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开放。改革开放是否真正深入、是否取得成效,一个重要的判别尺度,就是要看发展质量是否真正得到提高。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,打牢提高发展质量的基础,我国经济才能把握和利用好新常态下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战略机遇。

(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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