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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讲述文革中毛邓书信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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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邓小平传(1904-1974)》一书分为上下两册,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。

  中央首次为邓小平立传,《邓小平传(1904-1974)》编写历时8年

  邓小平1975-1997年传记正撰写

  《邓小平传(1904-1974)》编写历时8年,书中讲述“文革”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,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

 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《邓小平传(1904-1974)》,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。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。

  邓小平“文革”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,尤为引人关注。该书用三个章节,讲述了邓小平从“文革”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复出工作的历史。

  该书称,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,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,始终没有消极应对,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。

  新京报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获悉,书中引用的毛泽东、邓小平书信往来,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,其中部分书信首次公开。

  邓小平一开始对“文革”认识不清

  邓小平曾说过:“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时候。”

  1966年5月16日,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通知,标志着“文革”正式开始。

  “文革”开始后,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。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,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召集会议,决定向《人民日报》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。

 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,刘少奇、邓小平等和林彪、江青等展开了争论。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,刘、邓在“文革”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。

  1966年10月23日,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:“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,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,在中央领导同志中,在全党范围内,就是少奇和我两人。”

  会上,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。毛泽东说:“他这个人耳朵聋,听不见,开会坐得离我很远,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。”“1959年起,6年来从来不找我。”

  对于上述史实,《邓小平传》称:“毛泽东的话,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。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,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。”

  “特别是,在毛泽东发动‘文化大革命’的过程中,邓小平表现得‘很不积极’,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‘阻碍运动’。另外一个原因是: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、二线,毛泽东退居二线,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,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。”《邓小平传》写道。

 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:要忍

  1967年4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,称他为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

 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。他感到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这样的文章,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,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“定性”。

  4月3日,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:

  “主席:从1月12日起(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——编者注),我一直再想见见你,向你求教。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,求见主席是否适宜,所以一直忧虑着。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,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,似已确定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求见主席,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,是很迫切的。如果主席认为适当,请随时通知我去。静候你的指示。”

  信转呈毛泽东后,没有立即得到回复。

  五月的一天,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,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,让他来看看。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,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:第一,要忍,不要着急;第二,刘、邓可以分开;第三,有事可以给他(毛泽东)写信。

  《邓小平传》称,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,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“转变”,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。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,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,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。

 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

  1968年5月,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,再次求见毛泽东。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,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,议一下,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。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。

  当年六七月间,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,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。他在信中说:“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,做一个普通党员。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,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,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。”

  对于频繁“致信”,《邓小平传》写道:“邓小平深知,只要能保留党籍,继续留在党内,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。此外,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,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。”

  1968年10月,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,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“刘少奇专案组”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。由于刘少奇、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“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”,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。

 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,全会开幕式上,毛泽东就说:“邓小平这个人,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,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,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,什么叛变哪、自首呀,这些问题。”

  毛泽东说:“他(邓小平)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,不要开除党籍,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。一讲到做工作,许多同志都摇头。我说,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,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,这样的工作,总是可以嘛。”

 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

  1969年10月,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。临行赴江西前一日,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:“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,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,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,向工农兵学习,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,从头做起,重新做人。”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。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。

  1971年林彪叛逃,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。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。

  1972年建军节前夕,陈云、王震、滕代远、陈再道等一批在“文革”中受打击的老干部,出席国防部招待会。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。

  8月3日,邓小平致信毛泽东,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,并说:“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,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。”“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,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,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,还可以为党、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,以求补过。我没有别的要求,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。”

  8月14日,毛泽东看过信后,作出批示:“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。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。”

 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,即批示汪东兴“立即照办”。《邓小平传》称,对于邓小平来说,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,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。

  《邓小平传》分析,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,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“围剿”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;二是,没有历史问题;三是,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;四是,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。

  “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,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,始终没有消极应对,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。在这些书信中,邓小平数度含蓄、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,承认自己所犯的‘严重错误’,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。”《邓小平传》写道。

  1973年2月22日,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。3月29日晚,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,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:“等待”。

  ■ 链接

  邓小平1975年至1997年传记正在撰写

  据《邓小平传(1904-1974)》后记介绍,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。从2006年正式开始编写到完成,经过8年时间。

  该书主编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。写作所依据的主要是,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邓小平的报告、讲话、谈话记录和电报、书信等文稿;中央有关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;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采访记录;有关图书和报纸、杂志等,力求根据翔实可靠的资料写出信史。

  中央党史研究室、军事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当代研究所审阅了全部书稿,提出了修改意见。

  《邓小平传》副主编刘金田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,邓小平1975年到1997年的传记撰写工作正在进行中。